之后郭兄弟好人有好报，他到水边，看见了一个仙女一般的白衣女子唱着歌在船上，就是那个小叫花子，黄姑娘就是这样来考验男人的：“我穿成这样，谁都对我好，但是我打扮成小叫花子，你还对我好，那才是真的好。”

　　类似的，在黄蓉进王府偷药的时候，遭遇了梁子翁，当时以黄蓉的功夫，想打赢没什么可能，于是她就向梁子翁嫣然一笑：“老爷子，帮我掐朵梅花??”一时间老头儿觉得应该是王爷家的女儿，于是就上了黄蓉的当。

　　两件事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人们都愿意给漂亮姑娘帮忙和献殷勤，而对肮脏的臭小子则厌恶无比呢？

　　台湾大学的心理学系主任杨国枢先生，对中国人的心理曾经进行过详细分析，而且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中国人心目中重要的人，是“重要他人”，而西方人重视的他人，则是“概括化的他人”。

　　中国人只在乎自己在亲友、师长、邻居、同事之类的人面前的形象，所以请客要体面，送礼要成双，但是办红白喜事弄得街上一地鞭炮皮或者上街随地吐痰就不太在乎。西方人则是认为任何人的评价都很重要，他们相当重视陌生人的看法，这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更加自律。

　　民国时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是个讽世之人，不是心理学家，但是他的一个心理力场图，似乎可以印证杨国枢的看法，该图上有好多个同心圆，中间是自己，越疏远的人，离自己越远，到外圈的人的感受，就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有人大声在会场、讲座上吼电话，在密封的长途车里抽烟，因为你不认识他，对他来说不啻于一棵大白菜，所以他根本无视于你。

　　当然有一种可能，能让自己成为别人想象中的重要他人，那就是美貌。为什么黄蓉漂漂亮亮的时候老能有人“对她好”，可能有人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都是存着龌龊的念头，但是有些贩夫走卒是明白自己无法追求这样的大小姐的，却仍然会讨好她，这就是因为她成了自己想象中的“重要他人”。

　　今天也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一个在地铁上肆无忌惮挖鼻孔的男人，在一群扛着大包准备去火车站的民工兄弟上车时不会停止，但是一个模特身材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上车站到他旁边，他往往会即刻收手。同样，一个漂亮姑娘客客气气地说：“大哥，把烟掐了行吗？”往往也令长途车上的烟鬼会有一丝羞惭，比另一个小伙子拍着肩膀让他掐灭烟的效果要好得多。

　　当然，重要他人的原则并不仅仅应用在长腿细腰、丰乳肥臀，白发有的时候也能让年轻人改变态度，两个年轻人发生冲突剑拔弩张的时候，老太太往往能够让他们冷静下来，这就是岁数相仿的人让他们想到母亲。不过此举未必一定有效，尤其那个受劝的青年如果从小和母亲势同水火的话，可能形势会更糟。

　　还有一种想象的重要他人，是有权力者，比如梁子翁想象中黄蓉是王爷家的孩子，就一下子客气无比，还帮着折花。这种重要他人可谓是最中国特色的一种。

　　权力重要他人在打架了、补卧铺和被罚款的时候往往有用：“我舅舅是谁谁，大家自己人”、“我在电视台工作，上次采访过你们车队”、“我和刘队是哥们儿”??在中国卖得******的那些教人改善人际关系的书，往往精髓都是这个：如何连蒙带骗地从陌生人一下子变成真正的，或者哪怕仅仅是对方想象中的重要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