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斯蒂芬•平科克

古怪的是，角落里那对情侣让人分心。那是1987年夏季，乔•福加斯(Joe Forgas)携妻子去德国海德堡的一家小餐厅共进晚餐。问题在于，他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房间另一端那对情侣的亲密举动所吸引。福加斯是一位心理学家，研究领域是情绪与思维的相互作用，那年他正在休假。 “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他笑着说。“那是一对不同寻常的情侣，女的年轻貌美，男的岁数很大了，也不帅。他们显然在恋爱，搂搂抱抱，还亲嘴什么的。我发现自己老是往那儿看，就是有点想不明白。”

时间一分分过去了，那对恋人还在耳鬓厮磨，福加斯开始思考，是什么让自己感到不解。由于当时他在工作中正在探索情绪影响记忆的方式，因此那对奇怪的恋人引起了他的思考。“我有了一个想法：如果那是一对普通的情侣，比方说两人都很年轻，我可能很快就会做出一个判断。但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件令人困惑、不同寻常的事情，就会迫使你找出一个又一个解释。”

福加斯猜测，这类情形为我们探索情感对判断的影响提供了一条理想途径。特别是，他怀疑，你越是需要努力去思考一种情形，越是需要带着想象力去思考、调动记忆去评估，你的判断就越有可能受到你当时心情的影响。

休假结束后，福加斯设计了一项旨在探究这一理论的实验。他制作了两组图卡，一组展示的是外表很般配的情侣；而在另一组图卡上，不是漂亮女人与长相抱歉的男性在一起，就是相反的情形。然后，他请来186名学生观看这些照片，描述自己的反应。在这些学生中，有一半事先看了一部悲剧，另一半则看了一部喜剧。


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想。首先，相对于外表般配的情侣，志愿者对不般配情侣做出判断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其次，他们的反应与他们的情绪密切相关：当看到一对不般配的情侣时，快乐的人（确切地说是刚看完一部喜剧的人）更有可能积极地看待他们的关系，而悲伤的人则会做出较为负面的判断。福加斯表示：“无论是把他们看成一对还是两个个体，悲伤的人都会得出更为负面的看法。”

福加斯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一名教授，他在该校开展的上述实验，加深了心理学家之间正在形成的一种认识，即我们对每件事情的理解和评价无不受到心情的强烈影响。

福加斯解释称，人的记忆也是如此。如果去年10月20日那天的经历特别凄惨，那么当你再次感到难过时，就会比较容易想起那天发生的事情。心理学家把这种效应称作“情绪一致性”(mood congruence)。我们往往会从庞大的记忆库中，选择性地挑取一些恰好与当前心情匹配的记忆。

不过，福加斯等人最近发现的情绪与思维之间的另一种联系，意义更为深刻。情绪不仅影响我们想的内容，还会影响思考过程本身。这一发现令人们对悲伤的看法发生了迄今为止最为显著的改变：情绪低落不仅是人类所固有的，而且其实可以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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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的一天，福加斯和我约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但我走到他门前时，发现他名牌的一角插着一张纸条，说他要晚点到。“请到屋里坐，”上面写着。办公室位于一座大厦的高层，可以俯瞰楼宇林立的悉尼市中心。浅灰色的云层覆盖着天空——福加斯后来向我解释说，这种天气有可能提高人的观察力。办公室里到处是钟，我数了数，总共有17个，但有些没有在走。

福加斯到后，我们下楼来到一家露天咖啡馆。他很稳重、谦和，体型修长。在一片本科生的喧哗声中，他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柔和，同时又保留着他老家匈牙利的阴郁味道。我问他为何有兴趣研究情绪对思维的影响，他首先表示，情感与思维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人性的一大谜团。但他也承认，他之所以感兴趣，并不仅仅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动机。

“这么说或许是老生常谈：心理学家往往会研究那些令他们本人感到好奇或者有趣的现象。我是一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虽然说不上具有两极人格，但我非常清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感情波动和情绪起落，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

他表示，悲伤的作用尤其令人困惑。令人好奇的是，在我们所有的情感中，负面情感明显居多。自科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上世纪70年代做出开创性研究以来，心理学家已经识别出六种人类基本情感，其中四种是负面的——恐惧、愤怒、厌恶和悲伤（其余两种是喜悦和惊讶）。福加斯表示，如果这些“负面”情感全都经受住了进化的考验，那么它们或许具有某种生存优势。他开始研究是否存在表明事实的确如此的证据。他也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了证据。

20世纪后半叶，心理学家开始越来越力求理解情感的作用。他们不再简单地把我们的情绪看作理性判断的绊脚石，而是开始发觉，情绪是我们对社会情形所做出反应的有益组成部分。在去年的一项研究中，福加斯和他的同事请来了感到愉快和悲伤的两组志愿者，要求他们判断一系列都市神话和传闻的真实性。结果发现，悲伤的人往往更具怀疑精神。他们还制作了在屏幕上快速闪过一系列图像的电脑游戏。图里的人有的持枪，有的拿着无害的东西，比如可乐瓶或咖啡壶。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如果看到图里的人物持枪，就朝他们“开枪”，但如果手里拿着别的东西，就放过他们。


福加斯和他的同事进一步增加了游戏的复杂性。他们制作了另一组目标，这组目标与******组图像里的人物其实并无差别，只是他们戴上了伊斯兰头巾，因此看上去像是穆斯林。这项测试是基于早前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当时一些科学家发现，志愿者更有可能朝黑人目标开枪，而不是白人。由于游戏要求志愿者就对方是持枪还是持无害物品做出瞬间判断，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反应受到了潜在成见的影响。

福加斯和他的团队让“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目标接连在屏幕上闪现。他们发现，总体而言，人们更有可能朝穆斯林目标“开枪”。但这种倾向在悲伤的人群中有所弱化。其它研究也表明，消极情绪可以降低人们仅凭成见就对少数民族做出负面反应的可能性。

福加斯及其他心理学家——比如德国研究员赫伯特•布莱斯(Herbert Bless)——认为，所有这些实验表明，快乐或悲伤的情绪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当你快乐时，你的大脑更有可能在潜意识里依赖即有经验和知识——比如成见——来做出决定。当你悲伤时，你会更加关注外部世界的新信息，心理学家把这类思维称为“适应性”思维。

2007年，福加斯和他的小组开始进一步推进他们的研究。他们希望知道，情绪略微有些低落是否真的会使你更具说服力。他和同事们在论文中写道：“我们预期，适应性思维应该会使人的思维变得更具体、更注重事实，由此形成极具说服力的内容。”

在一系列研究中，他们要求心情愉快或悲伤的志愿者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来支持或反对诸如提高学费、原住民土地权、或澳大利亚是否应成为共和国等主张。随后，他们让独立科学家和大学生听众来给这些论证打分。每一次，悲伤志愿者做出的论证都更具说服力，这使得福加斯和同事们更有理由认为，悲伤情绪会使得人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具体、更系统、更可靠。

点睛之笔来自福加斯去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这项或许是他迄今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是在一家街头小店展开的，离他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校园里的办公室不远。试验场地是小店的柜台。他和同事们随机选取了一些小饰品，把它们摆在柜台上。你或许会从圣诞拉炮(Christmas cracker)中抽出这类饰品，例如塑胶玩具人像、玩具大炮、以及伦敦红色巴士或拖拉机的微缩模型。

研究人员希望观察到，情绪的轻微波动是否会影响购物者对这些摆放不当物品的关注和记忆。于是，他们选择了7个晴天和7个令人不快的阴天，询问走出小店的顾客能记得多少物品。为了强化顾客的悲伤或愉快心情，他们还播放了相应的乐曲——例如，在阴天播放威尔第(Verdi)的《安魂曲》(Requiem)，在晴天播放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一支欢快曲目。结果不出福加斯和他的小组所料，尽管乍看上去似乎有违直觉。在人们可能会感到些许悲伤的灰色、阴郁的日子里，研究的参与者往往能更准确地记起摆在小店柜台上的物品。他们更专心。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决策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 for Decision Science)主任珍妮弗•勒纳(Jennifer Lerne)称，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绪研究都属于冷门。因此，该领域的大多数重大问题至今仍未找到答案。她表示，在这种背景下，福加斯产生了重大影响。勒纳说：“他对该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情绪如何影响认知过程的深浅、以及如何影响判断结果的后果，福加斯进行了系统性的测试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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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WH Auden)曾把二战后的岁月描述为“焦虑时代”(age of anxiety)。我们似乎生活在“抑郁时代”。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到2020年时，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失能性疾病，仅位列心脏病之后。199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所有的心理疾患患者中，有40%被诊断出患有情绪失调——这是较大的一类心理疾病，主要病症就是抑郁症。十年之前，这一比例至多只有当时的一半。在美国，有五分之一的人患有严重抑郁症。

不过，这些数字是否真的说明临床抑郁症已成为流行病？在《悲情的逝去》(The Loss of Sadness)一书中，美国精神病学家艾伦•霍维茨(Allan Horwitz)和杰罗姆•韦克菲尔德(Jerome Wakefield)提出，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他们表示，医生习惯性地把只是感到悲伤的人贴上抑郁症的标签。他们说，正常的悲伤往往有某种可识别的起因——特别是失去了某样东西——而且其强度与起因的严重程度成正比。

正常的悲伤也会伴有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和食欲改变。它会令人烦恼，可能持续两周。根据医生和科学家当前使用的定义，上述标准会让“悲伤”符合“抑郁症”的类别，即适合以种类不断增多的抗抑郁药来治疗的一类精神失调。

霍维茨和韦克菲尔德丝毫不是在暗示，这类病理性抑郁症并不存在。事实决非如此。但他们的确认为，如果医生把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患者“抑郁症”产生的背景上，那么他们或许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类“抑郁症”只不过就是悲伤，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心境。

福加斯本人谨慎地指出：他所发现的好处，仅适用于短暂的悲伤情绪或情感，而不适用于严重的临床抑郁症这一颇具危害的疾病。生物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曾多次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他对这两类心境之间的关联做了一个绝妙的类比。沃尔珀特在《恶性悲情》(Malignant Sadness)一书中提出：当正常的悲伤情绪发展成为病理性时，抑郁症就出现了，就像我们细胞的正常生理过程变得紊乱时，我们就患上了癌症一样。

直觉上判断，这些解释都说得通。那种破坏生活的抑郁情绪，明显是需要治疗的身心失调。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自己所爱的人去世，或丢掉了自己喜爱的工作，甚至自己喜欢的足球队输了时，感到悲伤是可以理解的。悲伤是正常的。


对于福加斯和与他类似的科学家而言，这种“正常”——悲伤的盛行——提出了与进化相关的问题。从小脚趾到头发，我们人类的每一个部分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源于无数代人的进化活动。勒纳表示：“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开始，就有许多人提出，所有的情绪都有利于增强适应性。我个人很认同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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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我们的小脚趾帮助我们平衡，头发帮助我们保暖。但悲伤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一种令人痛苦的情绪，如何能够提高我们祖先将基因顺利传递给下一代的几率？对于有些情绪，我们很容易看到它的好处。一般来说，害怕是逃跑的信号——当面对捕食者时，这会保全你的性命。类似地，厌恶会阻止你撕咬腐烂的食物。

福格斯表示，他的研究显示，悲伤带来的好处通常在社会领域应用得比较多。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你身处一个团队之中，感觉你没有融入进去，没有被接纳。你可能会觉得这令人苦恼，从而进入一种负面情绪之中，而这会促使你更关注其他每个人所说的话，更谨小慎微一些。如果你感到悲伤，这基本上就像一个信号：‘当心，不要着急，适应，集中注意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害怕或厌恶完全相同的警示信号，但可能是更安静一些。”

在一个空前热切地追求快乐的社会里，有许多影响重大的问题需要思考。我们谁都不想悲伤，但随着科学变得更加擅于操纵我们大脑中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是想将正常的悲伤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还是，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接受它，将它视为我们自身所不可或缺并且可能带来裨益的组成部分？